这本书是由台北《中国时报》一九九六年四月刊载，一九九七年七月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编辑出版。全书从柏杨的家世背景、少年身世、青年求学及在祖国大陆各地辗转谋生等，一直讲到他在台湾火烧岛狱中的见闻和经历以及出狱以后前往大陆和美国接受人们的礼赞并进行讲学的一些事情。纵观他的一生，有现代学生们追求一纸文凭式的焦虑、国民党青年干部团员的信仰热情、和中年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和我们这代人不同的是，柏杨的一生浓缩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所有城市百姓的生命轨迹。如果将柏杨的命运放置到现代孩子们爱看的漫画书籍里，柏杨一定能成为一个畅销小说的偶像派人物。

 

阅读此书，我明白了三件事情：

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各地，不论台湾还是大陆都充满了政治打击。对政治犯人的打击，其严厉程度台湾不比大陆轻。

二、敌对政党青年骨干的政治信仰都是十分坚定的。

三、台湾人争取独立的源头和趋势。

 

这个出生在富贵望族的中原人，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与众不同的幽默感，除此以外，柏杨还是一个聪明糊涂虫。他不是一个战略家，却是一个策略家。否则的话，别说牢狱之灾，就他那动荡的青年时代都能让他随时人间蒸发了。

本文全文引自文学城Lunamia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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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转贴这篇文章与各位朋友分享，看看以色列人另类的教育方法。犹太这个民族在世界各地漂泊了太久，尝尽了人间的辛酸。当你随时可以被驱逐的时候，你能带走的只是教育和顽强的生存能力。我的老板都是犹太人，非常精明强干……

无论加拿大曾经敌视中国，但中国人对加拿人一直很友好，因为有个白求恩；

无论中国人曾经诋毁以色列，但以色列人对中国人一直感恩戴德，因为在二战期间，中国人救了他们的命，使他们的种族得以延续……

转载文章正文:

1992年，当我辗转回到以色列的时候，13岁的老大、12岁的老二和10岁的小女儿都还暂时留在中国。选择在那时回到以色列，完全是穷途末路：我的父亲是犹太人，二战时逃亡到上海，并在那里生下了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我们，12岁那年父亲去世，我就成了孤儿。长大后，我在上海铜厂当体力女工。结婚生下3个孩子后，丈夫离我们而去。留在上海，满眼都是痛苦的回忆。正好那时中以正式建交，怀着一种逃避的心情，我成为了第一批回到以色列的犹太后裔。

初到以色列的日子，比想象中要困难许多。我不懂得那里的语言(父亲教的古希伯莱语早已不在以色列使用)，不懂得移民优惠政策(新移民可以有一笔安家费)，在特拉维夫的大街上，我压根不知道怎样才能生存下去。

我从上海带去的积蓄只能维持3个月的生活开支，我必须找到赚钱的办法，还要早日把孩子接到我身边。我苦攻希伯莱语，学最基本的生活语言，然后，我在路边摆了个投资最小的小摊卖春卷。

以色列的官方货币是谢克尔，1谢克尔兑换人民币2块钱，更小的币值是雅戈洛，1谢克尔等于100雅戈洛。我的春卷小摊，每天能赚到十来个谢克尔。

当我的小摊生意慢慢稳定下来以后，1993年5月，我把3个孩子都接到了以色列。

孩子们初到以色列的时候，受到了不少邻居们的责难。以前在国内时，我一直秉承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原则，到了以色列以后，我依旧做着我合格的中国式妈妈：我把孩子们送去学校读书，他们上学的时候我卖春卷。到了下午放学的时候，他们就来春卷摊，我停止营业，在小炉子上面给他们做馄饨下面条。

一天，当3个孩子围坐在小炉子旁边等我做饭的时候，邻居过来训斥老大："你已经是大孩子了，你应该学会去帮助你的母亲，而不是在这里看着你母亲忙碌，自己就像废物一样。"然后，邻居转过头训斥我："不要把那种落后的中国式教育带到以色列来，别以为生了孩子你就是母亲……"

邻居的话很伤人，我和老大都很难受，回家后，我安慰老大："没事的，妈妈能撑住，我喜欢照顾你们。"可是，老大说："也许，她说得没错。妈妈，让我试着去照顾弟弟妹妹吧……"

第二天是祈祷日，孩子们中午就放学了。来到我的小摊，老大坐在我旁边，学着我的样子把打好的春卷皮包上馅，卷成成品，然后入油锅去炸。他的动作一开始有些笨拙，但是后来越来越熟练……

老大身上的转变大得连我自己都想不到，除了帮我做春卷，他还提出由他们带做好的春卷去学校卖给同学。每天早上，他和弟弟妹妹每人带20个春卷去学校，放学回来的时候，会把每人10谢克尔的卖春卷收入全部上交给我。我觉得很心酸，让他们小小年龄就要担起生活的担子。可是，他们没有表现出我想象的那种委屈，他们说他们慢慢开始喜欢这种赚钱的感觉了。

邻居太太经常来跟我聊天，告诉我正规的犹太家庭应该如何运作，应该如何教育孩子——犹太人从来不觉得赚钱是一个需要到达一定年龄才能开展的活动，与中国的"教育从娃娃抓起"一样，他们始终觉得"赚钱从娃娃抓起"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邻居太太告诉我，在犹太家庭里，孩子们没有免费的食物和照顾，任何东西都是有价格的，每个孩子都必须学会赚钱，才能获得自己需要的一切。我觉得这样的教育手段比较残酷，不是那么容易接受。但是，孩子们在学校也被灌输着这样的理念。他们比我更容易地接受了这种犹太法则。于是，我决定改变以前在国内对孩子们的习惯，试着培养他们成为犹太人。

首先，我们家确立了有偿生活机制，家里的任何东西都不再无偿使用，包括我这个母亲提供的餐食和服务。在家吃一顿饭，需要支付给我100雅戈洛的成本费用，洗一次衣服需要支付50雅戈洛……在收取费用的同时，我给予他们赚钱的机会，我以每个春卷30雅戈洛的价钱批发给他们，他们带到学校后，可以自行加价出售，利润部分可自由支配。

第一天下午回来以后，我得知3个孩子卖春卷的方式竟然截然不同：老三比较老实，按照老价钱，50雅戈洛一个零售，赚到了400雅戈洛；老二则使用了批发手段，40雅戈洛一个直接将春卷全部卖给了学校餐厅，尽管只有200雅戈洛的利润，但他告诉我餐厅同意每天让他送100个春卷去；老大的方式比较出人意料，他在学校举办了一个"带你走进中国"的讲座，由他主讲中国国内的见闻，讲座的噱头就在于可以免费品尝美味的中国春卷，但是需要买入场券，每人10雅戈洛，每个春卷都被他精心分割成了10份，他接待了200个听众，入场券收入2000雅戈洛，在上缴学校500雅戈洛的场地费用后，利润1500雅戈洛。

除了老三的方法在我意料以内之外，老大和老二的经营方式都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真的没有料到，只在短短数日之间，以前只会黏着我撒娇的孩子就摇身一变成了精明的小犹太商人。

他们的学业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影响，为了琢磨出更多更新颖的赚钱方法，他们很努力地去学习和思考——老师授课的内容很对他们胃口，因为没有奉献精神之类的说教。老师问过他们这样一个问题："当遭到异教徒的袭击，必须逃命的时候，你会带着什么逃走？"对于这个问题，回答"钱"或"宝石"是不对的。这是因为，无论是钱还是宝石，一旦被夺走就会完全失去。正确的答案是"教育"。与财物不同，只要人活着，教育就不可能被别人夺走。他们很赞赏老师说的这么一句话："如果你想将来成为富翁，就学好眼前的东西，它们将来都会大有用处的……"

当老大在法律课上学习了移民法后，他告诉我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应该可以去移民局领取安家费。我半信半疑去了，结果一下领回了6000谢克尔的安家费，这对我们一家来说可是一笔了不得的财产。然后，老大跟我说因为他给我提供了信息，我应该付给他10％的酬金。我犹豫很久，终于决定把600谢克尔这笔大钱给他，他拿到钱后，给我和弟弟妹妹都买了很漂亮的礼物，剩下的钱，他说他会拿去变成更多的钱。

老大用这笔酬金邮购了一批在国内很便宜的文具，然后去学校进行售卖，利润再投入继续进货， 1年以后，他户头上的金额就已经超过了2000谢克尔。

尽管老大很会赚钱，但在实际上，老二比他更能领会犹太法则的精髓——犹太人共同的一点是，从事那些不用投入本钱的行业，从事其他人不做的、无须花钱和投资的工作。当老大在利用国内的资源赚钱的时候，老二也在如此做着，不过，他赚的是不需要成本的精神领域的利润——老二以他14岁的年龄和文笔，竟然在报纸上开设了自己的专栏，专门介绍上海的风土人情，每周交稿2篇，每篇1000字，每月8000雅戈洛。

老三是女孩子，因为比较矜持，也没有展露出赚钱方面的才能，但是我在她身上欣慰地看到了犹太人对生活的乐观和优雅。她学会了煮茶和做点心，每天晚上，她会精心煮一壶红茶，配上她自创的口味不同的点心，一家人围坐下来边吃边聊天——老三的点心有点中西合璧的味道，两个哥哥都很喜欢。不过，这些点心不是免费的，两个哥哥支付的点心费用，刨开成本和每天需要交给我的费用外，老三也能活得很滋润。

当我们家的资金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我们一家４口合资开办了我们家的中国餐厅。我占40％股份、老大30％、老二20％、老三10％。当我们家的餐厅越来越有名的时候，我也引起了很多关注。当我获得拉宾的接见后，我成了以色列的名人。此时的我已经完全掌握了希伯莱文，再加上我的母语中文，我最后被以色列国家钻石公司邀请担任驻中国首席代表。

当我回国任职的时候，孩子们也跟随我一起回到了中国，有了中国孩子作为比较对象之后，我方才发觉我的孩子成长得比我想象的还要优秀——在回国之前，每个孩子都去购买了很多以色列产的物品。回国之后，老师来找我了，她说我的孩子在校园推销来自以色列的商品，从饰品到民族服装甚至到子弹壳无所不有，她建议我好好管教一下孩子。我告诉她，我无权干涉我孩子的行为，这是他们赚取他们学费的方式——因为，我已经不再负责他们的所有学习费用。老师的眼睛顿时瞪得大大的，她理解不了像我这样月薪5000美元的母亲竟然会不给孩子学费。我请她品尝一下女儿做的在家售价2块钱一个的小点心，微笑着告诉她："这是我的孩子在以色列生活几年以来，学会犹太法则的产物，我相信他们将来都会成为优秀的人才……"

在随后的高考中，老大进入了旅游高等专科学校，他说他要成为专业的旅游人才，然后去以色列开办自己的旅游公司，垄断经营中国游；第二年，老二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他说他的理想是当一个作家，在不需任何投资和奉献的前提下赚取利润；老三说她会去学中国厨艺，当一个顶级的糕点师，然后去开办全以色列最好的糕点店……

回国以后，我发觉很多中国父母都活在一种左右摇摆的矛盾心态中，既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成为大富翁，却又似乎害怕孩子过早地沉迷于金钱——就好像，既希望孩子将来能有个幸福的家庭，却又害怕孩子现在会早恋一样。这是一种典型的叶公好龙——犹太人用敲击金币的声音迎接孩子的出世，赚钱是他们人生的终极目标，至于教育、学习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经历的过程——而中国的父母，哪怕心中憧憬无比，但却从来不肯挑明这个话题。这句话很难说吗？其实只是简单的一句："孩子，我想当一个富豪的妈妈……"

By lunamia (ZT)

　　要说华人对世界的影响，最直观的是在海外游历时所见所闻。比如我到欧美，唐人街总是回避不了的一个内容。

　　海外唐人街总是一个餐馆集中地。油腻、喧哗、治安欠佳，一到那里就有立刻回国的感觉。后来我在欧美旅行，对唐人街的关注就逐渐下降。我更想看到的是海外华人的生存状态，如何与所在国一起发展？

　　海外华人聚集最多的是在马来西亚，占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一，几乎是这个国家除当地人外最大的少数民族。我去过3次，关注马来西亚华裔实实在在参与当地民族发展的历程。

　　欧美14、15世纪、相当于我们明朝以后的这段历史中，欧美人有殖民活动，我们也有大规模的殖民外移，主要是福建广东沿海大量居民外流。华人移民的规模，不亚于几乎与此同时、遭到谴责的西方殖民潮流。谁说中国没有殖民史？

　　差异在于我们的殖民先祖，是在朝廷打压和歧视中背井离乡的，而英国等国家的外来殖民者，是得到政府特许，有着合法身份出来移民的，他们后面有整个国家在支持。我们恰好相反，华人到了一块新的土地，背后没有国家的支持，只能靠自己的打拼，度过早期最艰难的历程。从东南亚居民的构成来看，其历史来源的层积痕迹非常明显：最早是土著，然后是荷兰人、西班牙人、中国人，中国人来得数量最多，但是中国人却并没有在当地社会输出自己的制度，输出自己的主流价值观念。他们只是进入商业、贸易、金融等领域，在那里发家致富而已。

　　　　在这个人口金字塔之上，来得最晚、人数也最少的是英国人，他们却建立了当地的统治制度。华人和其他族裔以及当地人都接受了这个统治，接受了他们的文字、语言、文化，甚至价值观念，这一移民金字塔当然饱含着早期先民的血泪，但从历史角度去看，其中也有很多令人深思的东西。

　　骄傲背后如此自卑

　　马来西亚有条非常值得一看的街道，马六甲的"荷兰街"，因为荷兰人曾经统治过当地，而这条街是当年的港口商业贸易街，有点像我们上海的外滩，只是房子没有那么高、路没有那么宽而已。在这条荷兰街上，留下了好几个华人大家族的遗址，现在可以进去参观。

　　有一个现象，当地人叫"峇峇娘惹"。"峇峇"，华人男性家长，"娘惹"，这些华人娶的当地马来西亚妻子。"峇峇娘惹"的家庭陈设，带有明显的中华文明痕迹——服装、男尊女卑的住房格局等等。除此之外，更多陈设反映出"峇峇娘惹"吸收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很多生活习俗和价值观念：卧房里的家具不中不西，或者说中西合璧：用料是中国人最相信的红木，红木家具的边缘雕刻却都是维多利亚式的花纹与图案，看上去非常奇怪，就像红楼梦大观园到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打了一个滚。差不多与此同时，英国人留下的文化遗迹里，却看不到中式遗迹。这就说明，虽然中国人人数多、到得早，而且掌握了当地的商业贸易和金融命脉，但是在制度框架、文化层面、价值观念上，他们是吸取者，不是输出者。

　　究其原因，大概是这样：从明代以后到现代，中国的大陆版图实际上是"一制三国"——一个主流的统治制度，但是按照社会发展阶段来讲，有"沿海中国"、"内陆中国"、"边疆中国"。统治这个版图的制度主流和价值主流实际上是内陆中国。"沿海中国"的发育从明代中后期就开始了，尤其是福建、广东等地，由于人多地少，它自然就趋向于航海、贸易、商业等等，但是它与"内陆中国"相比，一直是支流末节，处于长期打压之下。明、清统治者都发出过"片板不许下海"的封海令。

　　"沿海中国"早期的殖民者漂洋过海时，没有中国的主流制度的支持，"内陆中国"的制度和价值体系基本上是农耕国的体系。早期移民的内心是压抑的，身后世界并不支持，身外世界则冷眼相待。这样内外交困的早期先民，无法设想要到移民国建立他们自己的制度和价值体系。他们只能用自己的商业成功，换算为在内陆中国得到承认的价值满足，以期光宗耀祖。

　　铜牌越多，面子越大？

　　马来西亚的槟城——槟榔屿，华人聚集地，也是产生过华人市长的马来西亚大城市。在那里看到早期先民的祠堂，让我惊讶。有一个大商人家族的"邱家祠堂"，胡锦涛访问的时候去参观过。在这个"邱家祠堂"里你可以鲜明地看到两点：一是我们先祖和当地文化之间如何融合；二是他们把商业的成功如何换算为"内陆中国"的价值认可。

　　先说文化融合：祠堂前面有石雕的塑像，雕刻的是看门猛将——我们熟悉的张飞，旁边跟张飞并肩站着的，是当地锡克族一个猛士，头上包布，脸色黝黑、胡子张扬。锡克人是印度一个山地民族，能征善战，在现代社会里，他们常常被雇佣充当保镖。50年代初，我小时候在上海还看到过1949年前遗留下来的锡克族人，以红布缠绕包头，那时候上海小孩叫他们"红头阿三"，记忆中非常遥远的孩童的叫唤，到60年代以后就看不见他们了。没有想到到了21世纪初，我在远隔重洋的马来西亚又看到了"红头阿三"，而且跟我们三国里的张飞站在一起！

　　再说价值换算：祠堂三大开间，居中一间供祖宗牌位，两边开间，供的全是本家族里面的子弟，在海外考取英国学校的纪念铜牌。他把海外融入英国教育体系得到的学位，换算为我们的科举功名，在那里膜拜、纪念、教育后代。人已经到了海外，已经进入了多民族汇合的地区，内心还是臣服于"内陆中国"的价值体系。他们认为，只有商业上的成功是抬不起头的，只有以商业成功积累的财富供养子弟考取功名，才觉得是文化翻身、身份刷新。

　　我当初看到这面金光闪闪的"海外功名墙"，内心很复杂。海外华人取得了他们应该取得的成果，可喜可贺；但也有可悲的一面，成功为什么要换算为内陆的科举功名，才能建立自己的心理平衡？这样一想，你就理解为什么人去得再多、去得再早，他也不可能在当地建立制度框架和价值观念，如有之，那也只能在华人族群内封闭中运转，如祠堂、帮会、行会等。

　　这就好像现在海外华人里出一个纽约市长、墨尔本市长，我们就欢欣鼓舞。爱尔兰、英格兰，或者是德国人在海外的移民，会不会因为自己一个族裔的后代在美国当上了市长就当成不得了的事情？评选所谓华人精英，在可以自豪、可以骄傲的背后，是否还有一种自卑心理？

　　学界精英为何都在海外

　　海外华人比较值得一说的是在学界。华人比其他族裔更多注重子女教育，他们在学术上面取得的成就要大于政界、军界等其他领域。但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下半叶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等等，都是在西方社会的制度环境中获得发展，并不是在本土环境中成功获奖。

　　如果说有一个时期中国的制度环境、教育体系比较接近于海外的教育，那就是40年代的西南联大。民国时代中国在教育方面与世界的接轨，做得甚至比现在更好。不以诺贝尔奖做标志，也不以国内、国外做区隔，仅看现在，80岁以上的两院院士大部分都是庚子赔款时的留学生，就可以看出这一点。1905年骤然废除科举，一代人的时间内，中国人在沿海地带构建了一套全新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按照常理，1300年的教育体系被废除，没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混乱，是难以过渡到现代教育体系的，但是民国时期做到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可惜1949年以后，我们几乎摧毁了这一体系，建立仿苏体系，全盘俄化的结果是全盘恶化，这对中国的现代教育现代科研是毁灭性的。

　　现在俄国人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教育体系，但是我们还没有彻底变过来，在此之上，又加上新出现的大学行政化，大学官本位化。需要批评的不仅仅是大家正在咒骂的教育产业化，毒瘤在于教育垄断化，在垄断的基础上再来这个教育产业化！批评的注意力应该引到产业化之前的垄断化，这才是批到了根本。垄断下的产业化恶果，尚属外在恶果，属于教育跟社会、跟市场的外部联系，今天舆论压力大了，也许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更应该注意、应该声讨的是这个毒瘤的内部——学校行政化、官本位化，这比前一个问题难多了，对中国教育学术的毒害也远远超过教育产业化。

　　前不久温家宝拜访一些老学者，曾有锥心之问：我们的大学为什么不能产生大师？哪个大学校长敢于直面这一问题？他们不加剧恶化大学环境就算不错了。不要说大师了，一个有独立尊严、有人格追求的教授都难以生存，你看看最近的张鸣事件！表面上都有程序操作，有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这些校长、院长、委员哪一个是选出来的？还不都是任命的？教授连农民都不如，农民还能选村长，教授连选举自己村长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还会有什么大师？

　　制度、价值的竞赛

　　讲到"大国崛起"，中国人现在的虚骄之气是被那几个GDP的阿拉伯数字维系着的。经济发展是有周期的，即使不用过去的陈旧的经济周期论，长波段经济起伏还是客观存在的，中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这么高，国内消费到现在还未有效启动，光凭几个经济数字不值得人们骄傲，而且其真实程度也很值得怀疑。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答得很好，当人们问到中国经济的骄人成就时，他第一个回答是"我感觉满心忧患"。仅靠几个经济数字支撑起来的民族虚骄心理是很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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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帖子全是转载的。要骂别骂我，因为我不是作者。

When I was a kid I used to pray every night for a new bicycle. Then I realized that the Lord doesn't work that way, so I stole one and asked for forgiveness.

 -Emo Philips, comedian (1956- )

电视里传来一句半标准不普通的"你好，"配音员正在宣传中国人在这个排名进入北美前十大旅游城市里的努力。这声"你好"引起了我的一点回忆。

 

自己出国的次数不多，但是出国的年岁就可以追溯到十年以前的历史了。说起来第一次的出国经历，至今仍然铭记在心的是几个冷淡的北欧女青年在销售柜台后的敌视眼神和飞往北欧航班上金发空嫂们的高傲态度。情势起了变化是在几年前的亚特兰大地铁上。黑人小兄弟们看见我和傅钧，立刻毫不避忌地大声嚷了很久："yo!yao!yo!yau!" 可能有位小兄弟怕吓着我们，问我们是否知道他们说的是姚明。后来有同行说起，那年他们在亚特兰大机场落地时听到了中国话的飞行提示。

 

虽然说姚旋风刮起了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关注，离开亚特兰大的地铁中碰见的另一个美国大嫂还是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个提醒我时时自省的信号。这位新近做了祖母的女士自称南希。她保养良好的白嫩脖子上挂着一串大而圆的粉色珍珠，一套深蓝的西服显示了这个房地产中介良好的职业素质，即便在去探望女儿和外孙的短期旅行之中，她也没有忘记保持优雅和职业修养。与其说这位女性注意到了我，不如说她看上了我挂在拉杆小旅行箱上的福字挂饰。我这个人向来经不起别人的"蘑菇，"给她专注地一直看着，就起了要送给她的念头。

 

"这是什么意思啊？"她好奇地看着这个倒写的福字问道。"是日本文字吗？"

 

2004年初，当我看到《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说日本人靠着他们优质的技术和没有政治风味的游戏引领着美国年轻人掀起了狂热的日语学习之风时，我又想起了这个指着中国文字问我问题的美国职业妇女。从很大程度上来看，这个女人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以她职业的和家庭的影响力来估算，这么多美国青年学习日语不能仅仅是因为了日本游戏的功劳。

 

在美国呆得久了，渐渐发现日本人不仅借用了我们的文字，还借用了我们的食品。如果说日本豆腐在美国的销路局限于日本寿司，那么看到包装近似日本海苔的日本麻花，感叹日本人擅长做生意的同时，我不能掩饰自己的吃惊和不平。麻花，这种在中国还是以天津出产为标志的地道中国货什么时候变成了日本人的文化和商品？！中国人何时能把属于自己的文化好好光大了这个让我铭记不忘的问题再次冲击着我的心灵。

 

这次到法国尼斯，专程去老城市中心唯一的一个稍大点的商场购物。不巧时间已晚，门口的保安笑笑地拒绝我们入场。临了，不忘记问一声："Japanese?"

 

"Japanese?是看我长得个小？还是看我穿裙子？难道我很白？！"我心里直嘀咕。

 

离开巴黎的那个清晨，天还很黑。同旅店的一个女孩和我前后脚经过旅店的前台，选择了同样的地铁线路到了里昂火车站。女孩后背扛着一个足有白人青年逛长城一样高的双肩大旅行袋，前胸抱着一个超大号的双肩背包，看上去象中国南方妇女抱孩子的样子。她面色黑红，鼻梁挺直，身材健壮，在一米六左右。一时难以判定这个头上扎着方格小三角头巾的亚洲女孩到底来自中国是日本。谜底在我们从地铁站出来钻进里昂火车站以后揭晓了。车站内的光线打在女孩身上，她内八字略带前倾的走路方式让我想起了阿信和在银屏上看到的日本妇人。

 

"We are Chinese!"我对着商场保安笑咪咪地回敬了一句常常要对美国人说的一句话。

 

"Ni Hao!"商场保安推销有术，不失时机地用中文和我们打了招呼，顿时拉近了我们和这个帅哥的距离。转身，回想，不光北美的"老外"们大多会用Ni Hao和我们打招呼了，就连欧洲的青年们也不落后呀！下一步，是否应该让他们学会说"再会"呢？

北京青年报网络版整理了许多关于人类进化的科学新发现。其中有一条置疑人类是否黑猩猩后代的[1]。转自2006年5月24日北京科技报的这篇新闻有一段话称"众所周知，男性只有一条X性染色体，这条X染色体要能复制才可生育，但在原始人类与黑猩猩的杂交后代中，男性后代因不能产生正常活性精子而丧失生育能力。而女性拥有两条X性染色体，杂交女性是可以生孩子的。为繁衍后代，杂交女原始人就顾不了这么多，将就着和原始黑猩猩进行交配，生下能生育的后代再说。等到能生育的后代出生后，它们就再也看不上又笨又丑的黑猩猩了，于是自己就独立出来，再自我繁衍，自成一支。"

 

如果说这个发现是正确的话，那么《西游记》女儿国的传说也就是一个曾经存在过的现实了。最重要的，上帝先造亚当后用亚当肋骨造出夏娃的传说就只能是一个神话了。而在人类繁衍过程中不能起到决定作用的男性Y染色体似乎就成了一个人类自我复制的劣质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這段文字並非甚麼交心報告，而是一個曾在現場見過災難，救過傷員的青年日記。在這篇日記裏面，龔鐵鷹也記錄了放在自行車架上的死屍和嚎啕痛苦的生者，但到了最後，他還是以其時最流行的方式向自己總結了一切經驗。這樣的總結，這樣激情勃發的文字幾乎是當時所有文字必不可少的樣式，不只見諸報端，甚至還滲入到每一個人最貼己的日記之中。即使是災難的第一手見證，亦不例外。"

活了三十多年，一直对自己是炎黄子孙无比自豪。然，今日在网上搜索坎城的资料，无意中发现日本新干线比法国高速铁路线第一段原型（TGV001）还要早十年建设，更比法国TGV[*]早十二年投入运行。对比中国现在才开始的高速铁路建设，想到《星岛日报》环球版转载的新加坡《联合早报》文章《中国现在是盛世吗》，不禁十分感慨。

 

[*] http://en.wikipedia.org/wiki/TGV